未来前景和投资机遇根据申报方案，涉及投资、贸易、金融、行政法制多项改革试点的上海自贸区，希望能够用两至三年的试验，推进服务业的扩大开放和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加快探索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的全面开放，以及综合实现一系列创新改革目标。

这个优势随时可能被其他因素所抵消。但正如我们在低工资中所发现的秘密一样，中国傲视全球的FDI 之中也同样隐藏着巨大的代价。

93年之后10年中，工业机械的出口总额增长了20倍，而其中外资企业的出口比例从35%跃升到接近80%。中国正处于一部完全陌生的历史之中。但伴随着贸易总额超高速增长的一个奇怪现象是：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不断降低，进口产品价格不断上升。在上海郊区，每亩土地的价格压至5-6 万元。当十几年前对普通中国人来说还仅仅是梦想的汽车已然进入中国家庭，当中国人像世界公民一样在第一时间分享着发生在遥远他国的新闻事件，当政府官员、学者、企业家熟练地谈论着国际惯例的时候，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也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政府层面，我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全球化已经成为中国转型中一种无形但却巨大的推动力量。

可笑的是，这种政治选择仅仅制造出了一些可以唬人，可以炫耀的FDI数据，而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国民福利的净损失。这真是一种绝妙的历史雷同。最后叫来了服务员（她一直未现身），对方把账单递给朱民。

我不断游说各国央行，他解释道。但他非常幸运，因为组织上一直没让他离开上海。不一会儿，飘有新鲜芬芳茉莉花瓣的茶水就端了上来，旁边还另外放了一壶开水。在中行赴港上市那段时间，朱民不断会见有意向的投资者，他说的诸多条款外国投资者无法理解。

他花在飞机上的时间要多于在华盛顿生活的时间，而中国政府对官员的出行有严格规定。朱民拆开幸运饼干，打开小纸片读给我听，上面写着：福星高照。

我问朱民为之感到忧虑吗？关键是如今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他说。我的纸片上也写着这样的吉言。他们受尽了磨难，他又补充道，并把眼镜摘下，轻轻擦拭了泪眼。. . .出生于1952年的朱民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

随着摆在我们面前的三盘菜慢慢下肚，我俩转向其它话题。10年‘文革，人才损失无法估量。他还就最优方法聘请国外银行（包括汇丰(HSBC)、高盛(Goldman Sachs)）的高级顾问举办各种培训班。他当时是中行副行长，负责中行的日常管理以及重组事务，2006年，中行成功在香港上市

尽管我说的是汉语（想表明自己对中国文化有一定了解），但服务员仍然轻蔑地把刀叉撂到我面前。纽约的中餐比华盛顿好得多，我俩探讨在华盛顿吃到新鲜鱼微乎其微的概率时，朱民坦承道。

我就想喝好茶，他用汉语对服务员说道。最后叫来了服务员（她一直未现身），对方把账单递给朱民。

随着摆在我们面前的三盘菜慢慢下肚，我俩转向其它话题。哦，当然要回中国去，他毫不犹豫地说。在以往的工作中，他就显露出果敢干练与远见卓识的能力：2007年夏天，他在一次讲演中认为全球开始进入长期的去杠杆化进程，当时持此观点并不受待见（尤其是美联储(Federal Reserve)）。这与三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朱民建议中行聘请国际会计事务所审核财务，此举引发了当局的极度恐慌。当我问及中国监管高层近几个月的人事变动缘由时，他同样拒绝回答。

在西方，声望意味着选择众多，但在中国并非如此。我不断游说各国央行，他解释道。

当他被任命为IMF副总裁的消息一经披露，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Global Times)即发表评论文章，标题是：朱民身肩国家重任履新IMF副总裁。我们的国企还得是好公司，这非常重要。

桑晓霓是《金融时报》国际金融版首席记者-------------------------------------------蓉园(Chalins)位于首都华盛顿西北方向I 街1912号。现如今，中国大学生有很多选择。

举个例子，学校当时要求掌握一种西方乐器（他自己选择了小提琴）与一种中国乐器（他选了竹笛）。与很多中国人一样，朱民似乎在美国生活得顺心如意，只是间或用母国文化片断来充实装点自己的日常生活——不管是现在正享用的麻婆豆腐、还是他豪华办公室墙上张挂的中国传统水墨画。因为纽约人比华盛顿人更在意餐饮质量。朱民一直很喜欢物理，但这把年纪再学这个颇具挑战性的专业，自己觉得有些力不从心。

对于他自己，朱民希望就修复IMF与亚洲之间的关系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整整10年，我一直从事体力活。

亚洲与IMF之间的隔阂已修复很多，他说。朱民下身穿卡其布裤子，内穿蓝格子衬衣与深蓝色夹克衫（当天是周六），国际外交官的派头十足。

如今呢，学生可能只有一小时学习《资本论》。他的个人命运完全由党组织决定。

我10年前在北京结识朱民时，他还在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工作，这是中国四大商业银行之一。我问朱民为之感到忧虑吗？关键是如今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他说。对这种明显不公的政府规定进行直截了当的批评，这在我俩的会谈中颇不寻常。各国都有自己的授权及管辖权，但我提请各国要考虑全球范围的超溢效应。

如今彼此之间的交流很密集，他说。上世纪90年代初，朱民一边在约翰斯?霍布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深造，一边教授经济学，他于1996年获得博士学位。

他们受尽了磨难，他又补充道，并把眼镜摘下，轻轻擦拭了泪眼。他当时是中行副行长，负责中行的日常管理以及重组事务，2006年，中行成功在香港上市。

她拿走我的信用卡后，过一会儿回来时，手里端着两个盘子，放着几片柠檬与橙子，以及两块幸运饼干。. . .他目前的关注焦点是由各国央行干预政策所引发的紧张态势——始作俑者就是美联储与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它们的宽松货币政策让其它国家实现货币管理任务时更显得捉襟见肘。